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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愈《师说》原文翻译注释出处及写作背景中心思想

来源:普贤行愿品原文网作者:时间:2023-01-26 09:12:52
韩愈《师说》原文翻译注释出处及写作背景中心思想《师说》 (唐)韩愈 【原文】 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,所以传道、受业、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,孰能无惑
韩愈《师说》原文翻译注释出处及写作背景中心思想 《师说》 (唐)韩愈

【原文】

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,所以传道、受业、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,孰能无惑?惑而不从师,其为惑也,终不解矣。生乎吾前,其闻道也固先乎吾,吾从而师之;生乎吾后,其闻道也亦先乎吾,吾从而师之。吾师道也,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?是故无贵无贱,无长无少,道之所存,师之所存也。

嗟乎!师道之不传也久矣!欲人之无惑也难矣!古之圣人,其出人也远矣,犹且从师而问焉;今之众人,其下圣人也亦远矣,而耻学于师。是故圣益圣,愚益愚;圣人之所以为圣,愚人之所以为愚,其皆出于此乎!爱其子,择师而教之,于其身也,则耻师焉,惑矣!彼童子之师,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,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。句读之不知,惑之不解,或师焉,或不焉,小学而大遗,吾未见其明也。巫医乐师百工之人,不耻相师;士大夫之族,曰师曰弟子云者,则群聚而笑之。问之,则曰:“彼与彼年相若也,道相似也。位卑则足羞,官盛则近谀。”呜呼!师道之不复可知矣。巫医乐师百工之人,君子不齿。今其智乃反不能及,其可怪也欤!

圣人无常师。孔子师郯子、苌弘、师襄、老聃。郯子之徒,其贤不及孔子。孔子曰:“三人行,则必有我师。”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,师不必贤于弟子。闻道有先后,术业有专攻,如是而已。

李氏子蟠,年十七,好古文,六艺经传,皆通习之,不拘于时,学于余。余嘉其能行古道,作《师说》以贻之。

【注释】

[1]学者:求学的人。

[2]道:指儒家孔子、孟轲的哲学、政治等原理、原则。可以参看本书上面所选韩愈《原道》。

[3]受:通“授”.

[4]业:泛指古代经、史、诸子之学及古文写作,可 以参看本书下面所选韩愈《进学解》中所述作者治学内容。

[5]人非生而知之者:语本《论语·述而》:“子曰:‘我非生而知之者,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’” 《论语·季氏》:“孔子曰:‘生而知之者,上也;学而知之者,次也。’”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人,但认为自己并非这样。韩愈则进一步明确没有生而知之的人。

[6]其为惑也:那些成为疑难的问题。其,那,指示代词。

[7]闻道:语本《论语·里仁》:“子曰:‘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’”闻,听见,引伸为懂得。师:这里作动词用,学习、从师的意思。

[8]从而师之:跟随(他),拜他为老师。师之,既以之为师。

[9]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:哪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?庸,岂,表示 反问的语气。

[10]道之所存,师之所存:知识、道理存在的地方,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。

[11]师道:从师学习的风尚。

[12]出人:超出(一般)人。

[13]众人:普通人。

[14]耻学于师:以向老师学习为耻。

[15]是故圣益圣,愚益愚:因此聪明人更加聪明,愚蠢的人更加愚蠢。

[16]惑矣:(真)糊涂啊!

[17]彼童子之师:那些教小孩子的(启蒙)老师。

[18]句读(dòu逗):也叫句逗。古代称文辞意尽处为句,语意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(逗),句号为圈,逗号为点。古代书籍上没有标点,老师教 学童读书时要进行句逗的教学。读,通“逗”.

[19]或师焉,或不(fǒu)焉:有的(指“句读之不知”这样的小事)请教老师,有的(指“惑之不解”这样的大事)却不问老师。“不”同“否”.此句翻译时应注意交错翻译,详见下文翻译。

[20]小学而大遗:小的方面(句读之不知)要学习,大的方面(惑之不解)却遗忘了。

[21]巫医:古代用祝祷、占卜等迷信方法或兼用药物医治疾病为业的人,连称为巫医。《逸周书·大聚》有关于“巫医”的记载。《论语·季氏》:“人而无恒,不可以作巫医。”视为一种低下的职业。

[22]百工:泛指手工业者。

[23]相若、相似:相象,差不多的意思。

[24]位卑则足羞:以地位低(的人为师)则感到耻辱。

[25]谀(yú于):奉承、谄媚。

[26]复:恢复。

[27]君子:古代“君子”有两层意思,一是指地位高的人,一是指品德高的人。这里用前一种意思,相当于士大夫。不齿:不屑与之同列,表示鄙视。 齿,原指年龄,也引伸为排列。幼马每年生一齿,故以齿计马岁数,也以指人的年龄。古人常依年龄长少相互排列次序。本句反映封建阶级的传统偏见。

[28]不齿:不屑与之同列,即看不起。或作“鄙之”.

[29]其可怪也欤:难道值得奇怪吗?其,语气词,起加强反问语气作用。

[30]圣人无常师:《论语·子张》:“子贡曰‘……夫子焉不学,而亦何常师之有?’”夫子,老师,指孔子。子贡说他何处不学,又为什么要有一定的老师呢!

[31] 郯(tán谈)子:春秋时郯国(今山东郯城北)的国君,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少皞(hào浩)氏(传说中古代帝王)时代的官职名称。

[32]苌(cháng)弘:东周 敬王时候的大夫,孔子曾向他请教古乐。师襄:春秋时鲁国的乐官,名襄,孔子曾向他学习弹琴。师,乐师。

[33]老聃(dān丹):即老子,春秋时楚国人,思想家, 道家学派创始人。孔子曾向他请教礼仪。

[34]三人行句:语本《论语·述而》:“子曰:‘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’”

[35]不必:不一定。

[36]术业有专攻:学问和技艺上各自有专门的研究。攻:学习,研究。

[37]李氏子蟠:李蟠(pán盘),唐德宗贞元十九年(803年)进士。

[38]六艺经传(zhuàn):六艺的经文和传文。

六艺:指六经,即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部儒家经典。经:六经本文。传:注解经典的著作。

[39]不拘于时:指没有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,不受时俗的限制,不以从师学习为耻。时,时俗,指当时士大夫中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。

【补充注释】

夫庸:哪里。夫为发语词

知:管,过问

其:表推测语气,大概……

欤:语气助词,表感叹

常(圣人无常师):固定的

之徒:这些人

通(习之):普遍,都

师(吾师道也):名词活用,学习

【译文】

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。老师,是用来传授道理,讲授学业,解答疑难问题的人啊。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,谁能没有疑惑?有了疑惑,如果不跟老师学习,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,就始终不能解答了。出生在我前头的人,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,我应该跟从他,把他当做老师;出生在我后面的人,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,我也应该跟从他,把他当做老师。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,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?因此,无论地位高低贵贱,无论年纪大小,道理存在的地方,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。

唉,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,要人没有疑惑就难了!古代的圣人,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,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;现在的一般人,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,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。因此,圣人就更加圣明,愚人就更加愚昧。聪明的人能够成为聪明人的原因,愚蠢的人能成为愚人的原因,原因大概都出在这里吧?

人们爱自己的孩子,就选择老师来教他。但是对于他自己呢,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,真是糊涂啊!那些孩子们的老师,是教孩子们文字,教授他们读书,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老师,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大道理,解答那些有关大道理的疑难问题的老师。不理解书本上的字句,有的人从师学习,不能解决大道理的疑难问题,有的人不向老师学习了;小的学了,大的却丢了。我未能看出那种人的高明之处在哪?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,他们不以互相学习为耻。士大夫这一类人,一听到有人称“老师”称“弟子”等等,就许多人聚在一块儿讥笑人家。问他们为什么讥笑,他们就说:“他和他年龄差不多,道德学问也差不多啊,以地位低的人为师,就可羞耻,以官职高的人为师,就近乎谄媚!”唉!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好风尚不能恢复,(从这些话里就)可以明白了。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,士大夫们认为是不值得一提的,现在士大夫们的见识竟反而比不上他们,可真奇怪啊!

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,孔子曾以郯子、苌弘、师襄、老聃为师,郯子这些人,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。孔子说:“几个人一起同行,里面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。”因此,学生不一定永远不如老师,老师不一定样样都比学生贤能,老师和学生的区别只是听到道理有的早有的迟,学问和技艺各有各的专长,只是如此罢了。

李家的孩子叫蟠的,年纪十七岁,喜欢古文,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了,他不被当时士大夫那种耻于从师的时俗的限制,向我学习。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正道,所以写这篇《师说》送给他。

【背景】

《师说》是唐贞元十八年(公元802年)韩愈任四门博士时,是说明教师的重要作用,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。抨击当时士大夫之族耻于从师的错误观念,倡导从师而学的风气。同时,也是对那些诽谤者的一个公开答复和严正的驳斥。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师,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,就不肯虚心学习。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,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作法,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。

这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。文章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,批判了当时社会上“耻学于师”的陋习,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,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。

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,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。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五岁,正在国子监任教。那么,韩愈为什么说“古之学者必有师”,“师道之不传也久矣”?原来他听说的“师”,有其独特含义。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,也不是指“授之书而习其句读”的启蒙教师,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,能够“传道受业解惑”的人。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,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。《新唐书》本传说他“成就后进士,往往知名。经愈指授,皆称韩门弟子”.

唐代,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。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、崇文馆和国子学。他们无论学业如何,都有官可做。韩愈写《师说》的社会背景,可以从柳宗元<答韦中立论师道书>中的一段话里看出。柳宗元说:“由魏晋氏以下,人益不事师。今之世不闻有师,有,辄哗笑之,以为狂人、独韩愈奋不顾流俗,犯 笑侮,收召后学,作《师说》,因抗颜而为师。世果群怪聚骂,指目牵引,而增与为言辞。愈以是得狂名。居长安,炊不暇熟,又挈挈而东,如是者数矣。”由此可见,韩愈作《师说》,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,是难能可贵的。

实际上,可以把《师说》看作韩愈提倡“古文”的一个庄严宣言。六朝以来,骈文盛行,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,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,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,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。这种风气,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。在唐代,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“古文”的人,却是一个集大成者。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,都有力地促成了“古文运动”的兴起、发展,主张“文以载道”,并身体力行,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。

【鉴赏】(季镇淮)

韩愈作《师说》的时候,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(802),这大致是可信的。这年韩愈35岁,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,为四门学博士,这是一个“从七品”的学官。但他早已有名。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,在那一两年内,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,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,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。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。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,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;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,反对“俗下文字”即魏晋以来“饰其辞而遗其意”的骈文: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。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,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。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、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。而这除军阀、大地主外,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。韩愈的积极努力,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,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。就古文来说,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,从理论到实践,表现了优秀的成绩;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,努力提倡,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。《师说》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。

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,从青年时代起,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。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但是他并不悔,还愈来愈有自信。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(796-798),先教李翱学古文;由于孟郊的介绍,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。后来逃难到徐州(799),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,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,学古文。张建封死后,仕途不通,到洛阳闲居(800-801)。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,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,奖励有加。他在《重答李翊书》中说:“言辞之不酬,礼貌之不答,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,宜乎余之不为也。苟来者,吾斯进之而已矣,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?”为了“广圣人之道”,他以热情的、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,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“礼逾”和“情过”的问题。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,指示怎样做人,怎样作文。在韩愈看来,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,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。他进了国子监后,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。

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,给他们奖励和指示,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,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,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。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,因而韩愈“好为人师”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。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,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,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。他在《答胡生书》中说:“夫别是非,分贤与不肖,公卿贵位者之任也,愈不敢有意于是。如生之徒,于我厚者,知其贤,时或道之,于生未有益也。不知者乃用是为谤!不敢自爱,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,如之何?”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,表示愤慨,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。《师说》的最后一段,声明写作的由来,说这是为了一个“好古文”“能行古道”,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。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。他是有的放矢的。

在这篇文章里,他首先(第1段)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,因为人不能“生而知之”,谁也不能没有“惑”──茫然不解的东西。因此,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,而是一种“传道受业解惑”的人。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,没有社会地位(贵贱)或年龄(长少)的限制,只问他有没有“道”,有就可以为师,所谓“道之所存,师之所存也”.接着(第2段),他慨叹古来的“师道”久已失传。现在一般人,既不能“无惑”,又“耻学于师”,所以越来越愚蠢。然后列举事例,论证这种“耻学于师”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。他说有一种人,即士大夫,对于儿子,则“择师而教之”;但对于自己,“则耻师焉”:这就是他们的不明。又有一种现象,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,即“巫医乐师百工之人”不以彼此相师为耻;而“士大夫之族”,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,谁是弟子,则大家共同非笑,问其理由,无非是年龄、地位云云,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,这不是很奇怪吗?再看(第3段),“士大夫之族”所崇拜的“圣人”没有一定的师,孔子的师有郯子、苌弘等,这些人都“不及孔子”.而且孔子还说过,三个人里面,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。因此,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,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,“弟子不必不如师,师不必贤于弟子”.这就是说,弟子可以为师,师也可以为弟子。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,最后结论很简单,不过是因为“闻道有先后,术业有专攻”的缘故。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,即能者为师。

由此可见,《师说》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,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、进步的“师道”思想:师是“传道受业解惑”的人;人人都可以为师,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;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,某一方面比我好,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。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、权威性、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;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,平等化了,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。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“道统”思想矛盾的。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、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。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,城市繁荣、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。

因此,可以想象,这篇《师说》的流布,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,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“士大夫之族”的反对。实际上,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,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。柳宗元在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中说:“今之世不闻有师,有,辄哗笑之,以为狂人。独韩愈奋不顾流俗,犯 笑侮,收召后学,作《师说》,因抗颜而为师。世果群怪聚骂,指目牵引,而增与为言辞。愈以是得狂名。居长安,炊不暇熟,又挈挈而东,如是者数矣。”贞元十九年(803),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,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,贬到阳山(今广东阳山),就是在作《师说》一年后。他这次被贬,原因可能很复杂,但照柳宗元所说,这篇《师说》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,因为他由此“狂名”更大,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,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。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,态度始终不变,只是到了元和以后,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。到了宋代,有人为韩愈辩解,说他“非好为人师者也”(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》卷十二引“洪曰”),这是说,由于学者归附,韩愈是不得已而“作之师”的。又有人以为韩愈“作《师说》,盖以师道自任”,但充其量不过“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,则世俗训导之师,口耳之学耳”(俞文豹《吹剑三录》),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。可见这篇《师说》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。因此,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(选自《历代名篇赏析集成》,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)

【整体把握】

《师说》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。据方成珪《昌黎先生诗文年谱》考证,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(802),这一年,韩愈35岁,任国子监四门博士,这是一个“从七品”的学官,职位不高,但是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,他所倡导的“古文运动”也已经开展,他是这个运动公认的领袖。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“耻学于师”的坏风气写的。门第观念源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,自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,形成了以士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,重门第之分,严士庶之别,士族的子弟,凭高贵的门第可以做官,他们不需要学习,也看不起老师,他们尊“家法”而鄙从师。到唐代,九品中正制废除了,改以官爵的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。这对择师也有很大的影响,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,就普遍存在着从师“位卑则足羞,官盛则近谀”的心理。韩愈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,提出以“道”为师,“道”在即师在,这是有进步意义的。与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在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中说:“今之世不闻有师,有辄哗笑之,以为狂人。独韩愈奋不顾流俗,犯 笑侮,收召后学,作《师说》,因抗颜而为师,愈以是得狂名,居长安,炊不暇熟,又挈挈而东,如是者数矣。”由此可以看出《师说》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斗争精神。

全文分4段。

第1段,提出中心论题,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。开篇第一句“古之学者必有师”句首冠以“古之”二字,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,又针对现实,借古非今。“必有”二字,语气极为肯定。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“传道受业解惑”,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。接着紧扣“解惑”二字,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,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。最后紧扣“传道”二字,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,一反时俗,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,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。

第2段,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。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。第一层,把“古之圣人”从师而问和“今之众人”耻学于师相对比,指出是否尊师重道,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;第二层,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,指出“小学而大遗”的谬误;第三层,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,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。

第3段,以孔子为例,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,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。这一段开头先提出“圣人无常师”的论断,与第1段“古之学者必有师”呼应,并且往前推进一步,由“学者”推进到“圣人”,由“必有师”推进到“无常师”.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,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,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,能加强说服力。由此得出“弟子不必不如师,师不必贤于弟子”的结论,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。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“道之所存,师之所存”的观点。

第4段,赞扬李蟠“不拘于时”“能行古道”,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。“不拘于时”的“时”指“耻学于师”“惑而不从师”的社会风气。“古道”指“从师而问”,以“闻道”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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